如何理解西欧古代向中世纪过渡中的“断裂”与“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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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2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会权与王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斗争中呈现互有消长的马鞍型;最初是教会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会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的崛起。

当罗马教皇的权力向天主教各教区延伸的时候，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也要求对所在地区的教会行使权力，这样就产生了如何调整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理论，首推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在公元5实际提出的“双剑说”，即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宗教权力，由上帝交给教皇执掌;另一支剑象征着最高的世俗权力，由上帝交给皇帝执掌;双剑论问世的时候，正是拜占廷王国把持教会权力的时代，此时的教皇从政治地位上只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还难以在教会事务中与皇帝抗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双剑理论，不仅含有排斥帝国皇帝统治教会事务的意味，而且也使“君权神授”的观念显露端倪。

公元751年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拜占廷皇帝失去了对中部意大利的控制。教皇斯蒂芬二世借机提出了接替拜占廷统治意大利的要求。为了替教皇的领土要求提出理论依据，罗马教会伪造了一份文件——“君士坦丁的赠礼”。从当时的政治形势看，罗马教会伪造这份文件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意大利中部的领土，而是为了得到对整个帝国西部的世俗统治权。

在11世纪下半叶之前，王权在与教会权的相互关系中占据着绝对有利的地位，王权把持着教会权，国王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集权统治，获得教会的支持，加强了与教会的联盟，达到了集权统治的目的，但同时又使教会的权势在王权

的支持下扩大了，成为封建统治集团中较强大的政治势力。以法兰克和德意志为例：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王权与教会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但是，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联盟的主导者仍是王权而非教会权。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手中，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成为世俗政权控制。

10世纪初，德皇利用教会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实行“奥托特恩权”，因此加强了与罗马教会的联盟，并支持罗马，教会的改革。罗马教会的改革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权增长的起点。教会权的增长是以削弱王权的集权为代价的，必导致王权与教会权的摩擦，加剧了地方封建势力与王权的冲突。德意志王位是因反对外部敌人这一共同利益的需要而被确立、承认的，一旦这种外部威胁减弱或消除时，这个共同利益也就不再存在，就出现各大公爵企图扩大势力与王权相对抗的局面，奥托一世即位后，曾多次经历了氏族公爵的一再反叛，促使其承袭查理大帝的教会改革，培植教会势力，以削弱世俗大公爵的势力，奥托完全垄断了教会权力，重要教区的大主教由奥托的直系亲属担任，不仅教区内的宗教事务，同时还被委任执行国家权力，广泛地参与国家的重大事务，掌握司法大权的重任，即“奥托特恩权”。奥托把主教纳入官职的等级制度中，因主教制没有组成一个世袭家族的危险，减小了对王权的威胁，加强了王权的核心。因王权集权的需要，奥托二世建立了国家教会制，这种教会制还是在王权的控制下。

如前所述，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之所以大加干涉和控制，是因为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增予及权益。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大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在德意志地区，圣职的授职权，一直是王权的属性。教会是王权实行统治的一个支柱。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再次，为了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

西欧皇权与教权的关系?

这个比较复杂了，要从君士坦丁说起了，本来是个小教派，被他承认做了国教后，教会的地位就一直增加，但还没到比王权大的地步。后来野蛮人（德、英、法等）打败了罗马，但不会管理国家，经济民生上不了，教会趁机建议协助管理，而且奇怪的是野蛮人还同意了，把教会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从牧师到教皇一级级管理，还可以自己收税）。加上本就是部落性质，打仗的人都分了土地，自己可以拥兵，有城堡，仅国家要求的时候派兵去帮助打仗，所以王权进一步减小，而信仰进一步洗脑。最终教皇比国王还牛。

罗马教皇是西欧中世纪的最高统治者吗

在中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作为社会的精神统治者与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国王构成了当时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两股势力，即神权和王权。在地方上贵族掌握着实权，而王权、神权及地方权贵等势力的相互斗争，使得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积极争取属于自己的某些权利和独立的地位，即人权。神权、王权和人权三者之间相互斗争、依存和影响，构成中世纪西欧历史的主要内容，并对日后西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欧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教权是当时精神的主导，而皇权则为国王权利的代表。基督教权在当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他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并且拥有收取租税的权利，他广大的经济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的经济依靠。此外，他还可以以神的名义干涉皇室，在皇室的婚姻、在皇位的继承等问题上。皇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权的制约。皇权想要摆脱基督教权的束缚，矛盾在时间的沉淀中日趋尖锐。并且在两者的斗争中普通人民日渐觉醒，他们开始了为自己权利斗争的道路。这和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是.

在西欧中世纪的历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权与教权一直是此消彼长,处于激烈的斗争中.开始,罗马教皇和神职人员总是从属于世俗的君主或领主的.但到十一世纪末,其地位大大改观.教会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厮拼而有力的增强了经济和政治力量,希求确立对整个欧洲的统治.不过世俗的皇帝和君主们是不甘心充当教会走卒的.他们对教会的支持与合作,说到底,无非是个利用.所以,一旦他们感到教会势力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时候,便要采取断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诉诸武力,总之,在中世纪,教会权（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尖锐复杂、旷日持久的,二者之间的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是五至八世纪的酝酿期；第二阶段是九到十三世纪,教权高涨,与政权形成对垒之势,期间教权达到颠峰状态,随后便开始由胜转衰；第三阶段是随着君主国家的形成和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萌发,王权逐步得到加强,教权节节败退,王权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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